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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做为世界最大的CRT、液晶电视制造国，在显示器产业发展历史上有着惨痛的教训。了解中国电子产业的朋友都知道一个词——“缺芯少屏”，芯就是芯片，屏就是显示屏。

 

上世纪50年代起，我国建设了大批电子企业，到上世纪80年代的技术换代浪潮中大批倒闭。1978年，我国开始发展电视工业，在政府主导下启动了“彩电国产化”工程，政府出资近200亿美元，由此诞生了长虹、TCL、康佳、海信等世界彩电巨头。到1987年，中国彩电年产量达到1934万台，首次超过日本，跃居全球第一。此后依靠成本规模优势，迅速挤垮了国外同类产业。

 

2004年，当世界电视产业从传统CRT(显像管)显示器，向液晶、等离子等新型平板显示器转换时，中国彩电工业再一次惨遭淘汰。至此，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起采用“以市场换技术”“合资”，等政策发展的轿车、彩电、集成电路产业，几乎全数失败，没有一个能摆脱对引进技术的依赖，形成自主的技术能力，成为中国产业发展之耻。

 

随着我国液晶电视产能的持续增长，这种产业核心部件受制于人的尴尬局面，已经严重威胁中国电视产业安全。

 

由于液晶面板占液晶电视整机成本的2/3，国内彩电厂商被迫花费巨资，从韩国、台湾、日本厂商手里采购液晶面板等关键零部件。以2010年为例，当年中国液晶面板进口额超过460亿美元，仅次于集成电路(1569亿美元)、石油(1351亿美元)和铁矿石(794亿美元)。

 

在1998年至2008年，日韩平板电视厂商、台湾企业“拥屏自重”，肆意侵蚀中国彩电市场份额，并且对中国企业进行严格的液晶技术封锁、中国电子工业只能“跪着”求生存。这一局面直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，导致世界液晶面板价格崩盘才告一段落。为了突破产业困局，从2009年起，国内液晶面板企业逆势扩张，打响了产业反击战。

 

2009年8月25日，我国液晶面板龙头企业——北京京东方，宣布投资280.3亿元人民币，建设我国第一条8.5代液晶面板生产线。此举如同一声霹雳，瞬间击溃了外国厂商的技术与利益封锁联盟。在此后不到10天时间里，日本夏普、韩国三星、LG，台湾奇美、广达等厂商，纷纷宣布放弃封锁策略，要在中国大陆建设高世代液晶面板生产线。

 

这场液晶狂潮背后，是中国液晶面板厂商与外资厂商的生死角逐。谁能率先填满中国市场需求，谁就能成为行业霸主，而落败者只有衰亡一途。进口关税将导致韩国、日本、台湾的进口液晶面板，完全失去中国市场的竞争力。这就是外资厂商瞬间扭转封锁态度，抢着在华设厂的根本原因。

 

在叙述这场“液晶战争”之前，我们需要简单了解一下液晶产业的发展脉络。液晶自发现以来，主要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。其中1883年至1968年为材料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阶段，主要由德国人和美国人在推动。1973年至1985年为产业化初期阶段，日本厂商将其广泛应用于计算器、电子表、掌上游戏机等电子产品中，为液晶技术奠定了产业基础。1985年至1992年是液晶推广应用阶段。1992年至2003年是TFT-LCD(薄膜晶体管)液晶发展的成长期，在笔记本电脑、台式电脑显示器、手机，液晶产品逐渐取代传统CRT显像管显示屏，并战胜PDP等离子显示技术，成为市场主流。2004年至今，是大尺寸液晶产品的成长期，随着27英寸以上液晶电视，对传统彩电的市场替代效应，世界液晶产业规模超过了1000亿美元，其生产线规格也发展到了第10代，出现巨型液晶电视。

 

日本经济的真正腾飞

 

早在1968年美国RCA实验室公布LCD成果时，正在美国IBM实验室工作的日本物理学家江崎玲於奈(1973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)，就将这一技术介绍给了日本重点大学和大公司，引起日本产业界的关注。当时的日本正处于二战后经济崛起的黄金年代，对新技术有着异常的敏感性。小林骏介等日本学者获得信息后，在1969年就到美国学习，回到日本后开始液晶基础研究，由此被称为“日本液晶之父”。

 

1972年初，日本夏普(SHARP)公司买下美国RCA公司的LCD技术，并在次年推出了第一款采用TN-LCD为显示面板的计算器(Sharp EL-805)。日本精工(SEIKO)则从美国人弗格森手中买下了TN-LCD技术，并在1973年10月，推出了其第一款LCD数字显示电子表(06LC型)，引发了数字电子表热潮。市场的热烈反应，使得日本Casio、Toshiba等厂商迅速加入LCD产品的研发行列。这些被美国大公司看不起的“小玩意”，让日本人赚得盆满钵满。

 

夏普得道称王

 

最终把TFT-LCD做成的是日本夏普。1964-1976年，夏普把生产计算器所需的3000个元件减少到3个：一只硅片、一个显示屏和一只太阳能电池。这种结构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。为了研制计算器上的显示屏，1972年初，夏普花费300万美元，从美国RCA手中购买了TN-LCD技术。在1973年4月，夏普推出了第一款采用LCD显示屏的计算器(EL-805)，采用一块能显示8位数字的黑白TN-LCD屏，比精工推出的第一块LCD电子表早了六个月。这个厚2.1厘米，重200克的掌上计算器，让夏普第一次敲开了未来显示技术的大门。

 

而美国RCA公司的LCD工厂，在几个月后被关掉了。LCD显示屏和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，让夏普的计算器如虎添翼。1980年，夏普推出的EL-826计算器，重量只剩下1.5盎司，一台也只卖23美元。之后夏普生产的计算器更小更轻，成本更低，消费者只花4美元即可买到一只夏普太阳能计算器，几乎垄断该市场。

 

在液晶面板发展早期，电子表、计算器、仪表面板是小型TN-LCD单色液晶显示屏的主要用户。直到笔记本电脑的问世，才成为推动液晶产业崛起的决定性力量。1992年9月，美国IBM公司推出了划时代的产品——IBM 700C，它是第一款使用彩色TFT-LCD显示屏的笔记本电脑，1992年，IBM公司收到了超过10万台笔记本电脑的订单，这使得TFT-LCD找到了市场，预计每年有70%的增长，而10.4英寸屏也成为主流规格。同年微软发布了Windows3.1操作系统，支持256色显示，这加剧了对彩色显示器的需求。夏普、DTI、NEC、富士通等厂商纷纷调整投资计划，建设新的TFT生产线。

 

从1991年到1996年，全球至少兴建了25条TFT液晶面板生产线，其中有21条建在日本。伴随着液晶面板产业的崛起，日本形成了平板制造供应链中完整的上下游配套体系。在几乎所有关键设备和材料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上，都至少有一家日本企业产业。

 

比如：(1)日本旭硝子和电气硝子为液晶平板提供玻璃基板;

(2)尼康和佳能提供扫描式和步进式曝光机;

(3)NEC-安内华制造干法刻蚀设备

(4)日本电工制造彩色滤光片和偏光片;

(5)大日本印刷和日本凸版印刷株式会社提供先进的平板印刷设备;

(6)日本真空技术株式会社提供ITO导电膜;

(7)佳能提供镜像投影系统;

(8)还有一些公司做背光源，

 

即使在日本企业不是很强的地方，比如液晶化学品、化学气相沉积设备(CVD)，液晶驱动芯片和高性能玻璃等方面，外国企业也都是把他们的业务总部设在日本，或者与日本企业结成战略联盟。到1998年，夏普以2280亿日元(15.7亿美元)的营业额稳居行业第一，NEC以1300亿日元排名第二，东芝(DTI)以1000亿日元排名第三。这是日本液晶产业发展历史上的巅峰时期。液晶、芯片产业成为日本的吸金器，聚宝盆。日本经济真正开始腾飞。

 

韩国经济腾飞

 

在1990年，日本TFT液晶面板占据了全球市场90%的份额，到1994年这一数字上升至94%，而美国只占了不到3%。美国人的失败并不意味着日本领先者的地位不可挑战，更不意味着后进者就不会成功。

 

1987年，三星集团不惜连续亏损7年，发展液晶业务。为了发展DRAM(内存芯片)业务，三星持续亏损了25年，直至挤垮日本对手，成为世界第一，随着现金流的爆炸性收人、韩国的成功，导致韩国民族信心、经济发展变态高涨。

 

韩国企业大规模进入TFT液晶面板行业，是在1995-1996年液晶产业的第二次衰退周期里，用不到10年时间，硬是把日本人挤下了世界第一的宝座。

 

由于液晶面板需要冒着大规模投资(动辄数十亿美元)的风险，所以进入这一行业不仅需要能够开发出样品，还要掌握量产的工艺能力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韩国企业就是通过试生产线中应用最先进的设备，来作为学习平台和培养量产能力。在自身技术能力不足的液晶灌注工艺等方面，就采用“偷师”的方式去学习日本。三星在日本设立了一个研发机构，利用产业衰退期，雇佣失业的日本工程师，积累研发能力。1991年，三星建成了一条300×300mm的试生产线，第二年又研发了在300×400mm玻璃基板上，一次生产2片10.4英寸液晶显示器的技术。

 

“反周期投资”成就韩企霸业

 

在竞争策略上，韩国企业采用的是加入主流进行赶超的方式，即通过参与技术合作、结成战略联盟，以及签订长期合同等形式与外国企业合作。1995年，三星和另外一个后进者，日本富士通签订了交叉许可协议，由富士通提供宽视角技术，交换三星的高孔径比率技术。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外国设备供应商，但三星也能依靠自身能力来满足需求。1996年上半年，三星与美国康宁成立合资公司生产熔融玻璃基板。三星航空(后改名三星Techwin)投资光刻机设备，三星显示设备公司制造彩色滤光片，而三星电子提供驱动电路。

 

自从韩国企业进入液晶面板产业后，“反周期投资”帮助他们获得了巨大成功。在1995-1996年的第二次衰退周期里，韩国企业大规模投资新生产线。

 

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，全球面板市场也陷入了不景气，日本厂商虽然占据绝对垄断地位，但大多面临亏损的窘境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三星电子和LG却再一次采取了反周期的投资战略，果断投入数十亿美元，建设大尺寸液晶面板生产线，如此高的投资强度，让日本企业望尘莫及。并积聚了惊人的爆发力。

 

韩国企业从开始量产到盈利，经历过痛苦的产业能量积累阶段。三星的液晶业务从1990年到1997年连续亏损了7年，在1991-1994年间，平均每年亏损1亿美元。但是凭借韩元贬值和生产规模扩大，三星到1997年末实现了“咸鱼翻身”;1998年三星的液晶面板出货量，跃居世界第一。LG的液晶业务从1987年到1994年，年均亏损5300万美元，持续亏损了8年。

 

韩国LG是世界第二大面板企业，生产基地主要在庆尚北道龟尾市和京畿道坡州市，其中龟尾市集中了LG的2代线至6代线。1995年建成P1工厂(2代线)，1997年建成P2工厂(世界第一条3.5代线)，2000年建成P3工厂(4代线)，2002年建成P4工厂(世界第一条5代线)，2003年建成P5工厂(5代线)，2004年建成P6工厂(6代线)。2006年，LG在坡州建成世界第一条7.5代线(P7工厂);2009年在坡州建成P8工厂(8.5代线)。 继LG之后，三星也在1998年底建成了3.5代线(600×720mm玻璃基板)。韩国企业至此领先于当时只有3代线的日本企业。

 

韩国超越日本的分水岭

 

1999年是韩国企业的转折点：5月，LG和荷兰飞利浦宣布，后者投资16亿美元，换取LG液晶业务的50%股份，新组建的LG飞利浦公司于9月正式运营。这笔交易不仅为LG带来了投资，也使飞利浦成为LG的大客户。7月，苹果电脑向三星投资1亿美元，以加速其液晶生产线建设。10月，三星接到戴尔电脑价值85亿美元的订单。11月，现代集团与3家美国笔记本电脑制造商——IBM、康柏和Gateway，签订了5年80亿美元的供货合同。1999年，三星在全球液晶平板市场占据了18.8%的份额，名列第一;LG达到16.2%，名列第二;这两家韩国企业的市场占有率，都超过了原来的行业霸主——日本夏普。

 

韩国企业的凶猛扩张一举改变了TFT-LCD产业的游戏规则。日本人曾经质疑这种疯狂投资的行为，但事后看，率先建设5代线正是韩国超过日本的分水岭。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：推动TFT液晶面板最终进入电视应用阶段的主角，已经换成了韩国人，而不是作为产业先行者的日本。只是当韩国企业凭借5代线获得巨大的竞争优势后，日本夏普才改变了保守态度，跳过5代线去直接建6代线。当三星在2005年建成7代线后，夏普于2007年率先建成了8代线。此后夏普又在2009年10月建成了世界第一条10代线，进一步巩固了优势地位。

 

液晶面板产业的发展，推动了其在电子产品领域的广泛应用，如电脑、电视、手机、数码相机、摄像机、移动多媒体、广告显示屏等。在这个信息时代，液晶面板无处不在，已经成为电子产业的核心力量。

 

台湾经济腾飞

 

由于日本与台湾岛的经济联系密切，到80年代初，夏普和爱普生先后在高雄和台中设厂，以生产大尺寸的TN-LCD为主。日本厂商的投资，刺激了台湾本地LCD产业的发展。1986年后，台湾当局连续出台政策，鼓励扶植LCD产业的发展。1988年，台湾工研院几乎与韩国三星同时开始对TFT-LCD技术的攻关。

 

液晶面板市场从1997年底亚洲金融危机后，急剧收缩，到1998年初跌至谷底。财务负担加重的日本企业失去了追加投资的勇气。除了夏普、日立和鸟取三洋继续对3.5代线和4代线投资外，其他日本企业的投资都处于搁浅状态。但这一轮的衰退却引来了新的入场者——台湾企业。

 

本来日本企业一直拒绝向台湾转移TFT液晶面板技术。但是处于金融危机和产业衰退期的日本企业，再加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金融危机期间对韩国的救援，让韩元大幅贬值，迅速提高了韩国企业的竞争力。这使得韩国大规模生产的液晶面板价格降低，快速占领台湾电子终端代工市场，致使日本企业在台湾市场的份额急剧下跌。

 

1998年，日本企业在韩国人的凶猛攻势下，刻意高调地将技术转让给台湾企业作为反击。这样一方面可以收取高额的技术转让费，另一方面也可以弥补日本在产能上的不足。当年共有6家台湾企业相继获得了日方的技术许可，从而进入大尺寸TFT-LCD产业，是年被称为“台湾TFT-LCD产业元年”。

 

2001年，液晶面板价格狂跌。三星和LG试图以“流血竞争”迫使日本和台湾厂商出局。面板价格每月下降5-10美元，台湾厂商全部出现亏损。

 

到2001年底，友达的积压库存已达数亿美元，财务非常紧张。911事件后，液晶面板价格跌至谷底。但1个月后，由于液晶价格跌破了成本价，刺激了下游市场的需求，整个市场迅速回升。友达的积压库存在短短几个月内得以消化。2001年友达税后亏损67亿元新台币，但到2002年，盈利达到60亿元。

 

1997年第三次液晶产业衰退期，让台湾企业获得了进场机会。在1999-2000年短暂的上升期，产业中所有的企业都从中获利。而第四次衰退，为新进入者创造了更多的空间。广辉、群创和统宝等企业都在这一时期进入。

 

第四次产业衰退中，韩国企业建设了5代线与台湾厂商竞争。新的5代线带动了产业新一轮的繁荣，从2003年到2004年，又进入了产业黄金期。台湾厂商新建了大批高世代线。目前台湾面板业有集中化的趋势。2006年友达并购“面板五虎”之一的广辉，一度在规模上逼近韩国三星、LG。2009年10月5日，群创合并统宝光电。同年11月14日，鸿海集团以74亿元人民币并购奇美电子。2010年3月18日，群创、奇美与统宝三者合并后的新奇美电子正式成立，它超越友达成为全球第三大面板厂。

 

日本、韩国、台湾企业围剿中国企业

 

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，台湾液晶厂商陷入停产边缘。2009年1-6月，由工信部、国台办出面，连续两次组织中国九大彩电厂商，赴台湾采购液晶面板，总金额高达44亿美元，总量超过1200万片，将台湾液晶面板企业，拉出了金融危机的泥潭。而大陆企业得到的回报，就是被台湾人在背后捅一刀。

 

韩国企业从2009年2月起，突然以现金向台湾广达、奇美采购了400万片库存，并签署2009年度采购协议。这种控制市场供应量的行为，立刻让大陆面板开始严重供不应求。同时韩企压缩对华液晶出口量，开始涨价。2009年3-8月涨幅达30%以上，导致中国彩电企业再次陷入困境。而台湾企业坐视这种局面，跟进控制产量，从中大获其利。

 

一句话，当时的中国彩电企业，是跪着求生存，送钱买东西还要看别人的脸色、听别人的鼻音。

 

全球金融风暴引发产业变局

 

2008年下半年，全球金融危机再次重创TFT产业，使其提前中断了从2007年开始的景气而陷入衰退。但是历史告诉我们，这个衰退期给后进者提供了进场机会。这就是中国大陆的企业。

 

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，韩国三星和LG相继放慢脚步，停止了8代线的建设。日本虽然在产业链上游占据了重要地位(设备和原材料)，但是各大量产厂商大多停止了扩张。第一个建立量产线的NEC在2004年2月宣布退出液晶行业，索尼则选择与三星合资建厂。只有夏普仍在高世代生产线上与韩国企业竞争。2007年11月，夏普开工建设世界第一条10代线(2880×3130mm玻璃基板)。但受金融危机影响，夏普在2008财年亏损13亿美元。这是夏普自1956年在东京证交所挂牌上市以来出现的首次亏损。

 

台湾地区的TFT产业尽管规模很大(仅次于韩国)，但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却暴露了其致命弱点——台湾不像日本和韩国那样，拥有大量来自本土下游产业(电脑和电视机等终端)的庞大需求，必须仰赖日韩和中国大陆的采购。在全球需求不振的情况下，2008年8月，索尼、三星、LG等日韩企业取消了此前对台湾地区面板的订单，改为自己供货。这直接导致台湾地区面板企业开工率降至4成，几乎濒临死亡线。同时友达和奇美纷纷将在建的7.5代、8.5代线延后量产，并开始将停产员工放无薪假。

 

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，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的市场对液晶面板需求在增长——那就是中国市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中国政府不计前嫌，连续向台湾省派出采购团，签订了44亿美元的面板采购订单，将台湾企业拖出了深渊。

 

在制约中国液晶产业发展方面，台湾和日本是最为阴险恶毒的角色。大陆给台湾雪中送炭，其背后是希望台湾面板企业能到大陆设厂，或者开放大陆企业参股并购台湾面板企业。然而2009年6月30日，台湾公布最新的大陆投资政策，禁止大陆企业投资台湾面板，同时限制台湾面板企业赴大陆投资。直到当年8月京东方宣布兴建8.5代线后，台湾方面才在2010年2月9日，不情愿地宣布同意放行岛内面板企业赴大陆投资高世代线，且要求必须与台湾本岛保持一个世代以上的技术差距。除了这种歧视性政策，台湾厂商还与日韩厂商勾结，继续操纵液晶面板价格，侵蚀中国厂商利益;并且对中国液晶面板产业持续进行渗透，妄图获得操控地位。这种狼心狗肺的行为，为人所不齿。

 

中国平板显示产业溯源

 

中国平板产业起步于上世纪70年代末，原电子工业部七七四厂(北京电子管厂、即京东方的前身)、七七○厂(湖南长沙曙光电子管厂)、中国科学院713厂(河南新乡)和上海电子管厂，先后建成4英寸基板玻璃的TN-LCD实验生产线，用于生产电子表、计算器和一些仪表的液晶产品。清华大学、长春物理所等科研单位也开始了涉足LCD技术的研发。但是一直到1984年，无论是自主拼装设备还是从美国引入的设备，都是作坊式小规模的实验线，没有形成批量生产规模，但这些实验室和实验线却奠定了中国液晶产业的基础。这些实验线上曾经工作过的一批人，在后来中国LCD产业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 

中国TFT产业艰难起步 教训惨痛

 

2000年以前，中国在TFT方面的工作仅限于科研院所的基础研究工作。1998年9月，吉林彩晶(由吉林电子集团和中科院长春光机所等单位合资)，耗资8400万美元从日本DTI引进了一条第一代TFT-LCD生产线(就是DTI建于1991年的旧线)，但是一直未能突破良率不高的瓶颈，只能生产用途不多的16.1英寸和10.4英寸边缘产品，导致项目未能真正量产。南京新华日耗资5400万美元，从日本NEC鹿儿岛厂引进一条1代线(建于1991年的旧线)，运回国后一直无法量产。

 

2002年4月，上海广电集团(前身为上海电视机厂)与日本NEC签署合作意向书，共同投资1146亿日元(100亿元人民币)，在上海莘庄工业区建设一条5代线，其中上广电占股75%，NEC占25%。由合资公司向NEC购买相关专利和技术，2004年10月8日，中国第一条5代线在上海投产(世界第七条5代线)，主要切割15寸液晶屏。

 

2003年1月，北京京东方以3.8亿美元的价格，收购了韩国现代电子的液晶业务(包括2.5代线、3代线和3.5代线)，当年9月又在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，投资12亿美元建设一条5代线(1100×1300mm玻璃基板)，于2005年5月量产。2006年6月，江苏昆山的龙腾光电，建成了中国第三条5代线。龙腾光电为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，与台湾人搞的合资企业。昆山以土地、基建、优惠政策等要素入股，占股51%。台湾宝成集团(世界最大制鞋商)、中强(璨宇)等也是大股东，还有少量股份由日本IDTech公司总经理桥本孝久、前奇美电子TFT一厂厂长王国和等人组成的技术顾问公司NVTech，以技术投资的形式持有。龙腾光电的技术和管理依靠由130多名台湾工程师组成的团队。

截止到2008年，中国进入TFT产业的主要企业有上广电、京东方和昆山龙腾，它们那时各有一条5代线。但是这个新兴产业的境况并不好，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，摧垮了液晶面板市场的盈利周期。2009年3月，上广电因资不抵债而被托管重组，它的5代线是主要的亏损源(2008年亏损18亿元)，所以在重组过程中被以25亿元出售给了中航技集团(深圳天马)。京东方和龙腾光电也遭受了亏损。此外，由于5代线产品并不适用于大屏幕液晶电视(只能切割15-27英寸面板)，所以中国彩电工业急需的液晶面板仍然全部依靠进口。

 

上广电NEC的垮台背后，更多的是市场策略和人为因素在左右。2004年10月，上广电投产后以切割15寸电脑液晶屏为主，此时市场主流已经逐渐转向17寸屏。当2005年上广电决定转向17寸市场时，韩国、台湾厂商凭借其庞大的产能规模降价冲击市场，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，17寸面板价格迅速跌落至160美元以下，造成上广电无利可图。紧接着2006年9月，原上广电NEC总经理周家春退休，由原上广电光电子总经理施岳志(台湾人)接任。施岳志空降后，又从台湾带来了一大批员工，并大量更换台湾供应商。上广电NEC进入了“台系人员”主导的时代。仅仅过了1年，2007年11月，上广电高层集体换届，施岳志提出辞职由上广电电子股份公司总裁顾伟民接任。两次换帅造成的人事动荡和管理混乱，让刚刚投产3年的5代线一直在巨亏中度日。最终在高额设备折旧、高价进口原材料、产品缺乏竞争力、人事动荡，以及技术依靠日本NEC(高额技术许可费用，占年销售额3%)的五重打击下，上广电NEC的“引进-合资”模式走上了穷途末路。只有日本三井财团则在其中成为最终的获益者。韩国、台湾厂商则少了一个潜在竞争对手。

就在 日本、韩国、台湾企业举杯欢庆，中国大陆对于中国TFT产业一片悲观的情绪之下。2009年，还在亏损中的京东方，出人意料地开始大举扩张，连续上马了合肥6代线和北京亦庄8.5代线，掀起了一场“液晶风暴”。

 

日本、韩国、台湾主要TFT企业(三星、LG、夏普等)一夜之间全部改变了对中国技术封锁的态度，纷纷要求启动在华建设液晶高世代线的项目。

 

从毁灭中崛起的行业龙头

 

京东方的液晶战略起源于它所经历过的“毁灭”。它不仅经历过中国大多数国有企业曾经经历过的市场化毁灭，而且经历过产业技术变革所造成的毁灭。过去30年间，无数老牌国企在市场竞争中倒下，能劫后余生的肯定是强者，京东方就是其中之一。

 

京东方的前身是电子工业部下属的北京电子管厂(代号774厂)。一五期间，我国筹建电子工业。1952年起，在苏联和民主德国(东德)的技术支持下，北京开始筹建酒仙桥电子工业区。1956年10月15日，北京电子管厂举行开工典礼，该厂总投资1亿元，设计年产1220万只电子管，是60年代亚洲最大的电子管厂，员工总数近万人。除此之外，酒仙桥还建起了规模庞大的北京电机总厂、华北无线电器材联合厂(下辖706、707、718、751、797、798厂)、北京有线电厂(738厂)、华北光电技术研究所等单位。现在闻名中外的北京798艺术区即在工厂旧址上改建而成。

 

在80年代以前，北京电子管厂一直是中国最大、亚洲最强的电子元器件厂，是中国电子工业和国防工业的骨干企业。但是到了改革开放后，随着半导体集成电路技术迅速取代电子管技术，民用和军用订单迅速萎缩，这个“万人大厂”的根基崩塌了。1985年，该厂编制从电子部下放到北京市，企业需要承担极重的包袱：不但要维持庞杂的产品链(二极管、三极管、军用大电子管、电子玻璃、模具、动力、零部件加工等)，还要维持幼儿园、学校、食堂、房产处、维修公司等社会包袱，还有8000多名退休职工。随着产品市场的萎缩，北京电子管厂从1986年至1992年连续7年亏损，陷入无债可举的破产边缘。

 

北京电子管厂也是中国最早进行液晶显示技术研发的企业之一，1981年即已经试制成功TN-LCD液晶屏，但是由于缺乏资金而流产。此后决定上STN-LCD项目，最终还是流产。到1992年，这个14000人的大厂，年营业收入仅8000万元，资产负债率达到90%，每个月都要借钱发工资，企业已经到了存亡边缘。1993年4月，北京电子管厂以经营性资产出资，2600多名干部职工以募集的650万元(只够发3个月工资)出资，加上银行的债转股，成立了混合所有制的北京东方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，王东升任董事长兼总裁。他又以职工手中募集的650万元为抵押，向银行获得了等额的贷款，这就是京东方的第一笔“种子资金”。

 

凤凰涅磐浴火重生

 

新成立的京东方，首先面临的是生存问题。为了解决现金流匮乏，公司与一家新加坡企业合作成立了东方恒通物业公司，把电子管厂的办公楼和部分厂区开发成为“东方花园”，吸引雀巢、ABB等著名企业入驻，再用租金收入维持公司运转。公司管理层全部从楼房搬到了简易房里办公，原有的生产也搬到了旧平房里。

 

其次是调整产品结构，把企业生产能力转向CRT显像管配件。90年代初正是中国彩电行业迅速兴起之时，但关键零部件如玻杆、电子枪等都需从日本进口，国产化余地很大。而传统真空电子管技术与CRT显像管技术有着一定的关联性，这促使京东方决定介入电子枪、玻璃成型等投资不多的业务。

 

1993年11月，京东方与日本旭硝子株式会社，合资成立北京旭硝子电子玻璃有限公司(后更名北京北旭电子玻璃)，生产显像管玻杆和低熔点焊料玻璃。该企业满产后，占据了国内市场62%的份额，占世界市场份额的20%。此后1995年12月，京东方与日本端子株式会社合资，生产端子及连接器;1996年4月与日伸株式会社合资，生产电子枪及其零配件。在这一阶段，由于京东方处于弱势地位，合资股份都没能超过50%。

 

在经过4年时间积蓄实力后，京东方逐渐掌握了在合资企业中获得控股地位的能量。1997年，京东方与台湾冠捷科技合资，成立东方冠捷电子股份公司(京东方占股51%)，1999年投产后成功盈利，把台式电脑CRT显示器做到了世界第一。

 

正确的生存战略，帮助京东方渡过了最艰难的创业期。从1994年开始盈利(800万元)，到1997年盈利已达5000万元。1997年6月10日，京东方在深交所B股上市，募集到3.5亿元港币。这是京东方第一次有了可用于投资的钱。在企业生存状况彻底好转后，京东方即提出了进取性的企业战略。一个曾经做过行业老大的企业，绝不会甘于屈居人下。军工企业的坚韧性格，和对技术替代的恐惧，让京东方管理层决定：从传统领域向新型显示器工业进军。

 

此前，即使在企业最艰难的时候，京东方仍然在维持着液晶事业部。在实在难以支撑后，大批技术人员要求出走。当时的总工程师提出要去清华大学的液晶工程中心。王东升原本不同意，但转念一想，反正没钱，不如干脆让他们去，用国家的钱维持液晶人才的培养，只要以后你能回来就行。因此，在京东方采取生存战略的头5年里，最大的目标就是维持人才体系的培养。他们不但将大批人员送到合资企业和大学院校里锻炼深造，还送了一部分人去日本进行培训。明确的长期战略，让京东方提前几年就开始了产业人才储备，这是决胜的重要因素。

 

1998年，TFT-LCD在全球平板显示技术中的优势逐渐明朗，京东方开始在平板显示器领域布局。当年11月收购了浙江真空电子有限公司60%的股份，组建浙江京东方，以此进入VFD(小尺寸显示器)领域。1999年并购深圳信桥通智能技术公司，组建深圳京东方，以此进入LED智能显示系统。2000年12月，京东方在深交所增发A股，融资9.7亿元。至此，京东方有了大展拳脚的实力。

 

液晶风暴与日本企业阴谋

 

正如液晶产业发展历所证明的，进入这个行业就像骑上了虎背，骑着不舒服，但下来更危险。只要不想退出，就必须继续投资扩大规模。京东方管理层很清楚：5代线切割的面板，并不能供应最具潜力的市场——大屏幕液晶电视。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液晶电视市场，年销量超过3000万台，产值超过千亿元。作为最核心的大尺寸液晶面板，竟然全部依赖进口。

 

京东方在建成5代线后的扩张计划，要从深圳的“聚龙计划”说起。2005年下半年，在深圳市政府的支持下，深受进口面板制约之痛的创维、TCL、康佳、长虹等四家彩电巨头，计划合资在深圳建设6代液晶面板生产线。但在向外国企业寻求技术支持时，或者干脆被拒绝，或者被索要巨额技术转让费。于是他们主动找到了京东方，双方各占40%的股份，再加上深超公司(代表深圳市政府)占股20%，组建了深圳聚龙光电公司(注册资本800万元)。深圳市政府也表示愿意提供77亿元的资金支持。

 

事实上，京东方在筹建5代线时，同时成立了6代线的B2项目组，只是因为海外上市计划流产，导致无法实施。聚龙计划一商定，京东方立刻就组建了数百人的技术团队。但是就在聚龙计划的消息传出来后，日本夏普于2006年6月主动向深圳方面提出建设一条7.5代线的计划，深圳市政府和四大彩电巨头都产生了动摇。而长虹干脆撤出去做等离子(PDP)了，京东方则被晾在一边。后来经过一年的谈判，夏普违背其最初提出的承诺，要求在控股的情况下转让技术，导致谈判到2007年9月终止。夏普后来又到上海搅局，当夏普与上广电合作的6代线项目已经获批时，它又退出了。就这样，日本人在中国各地耍了一圈之后，使中国高世代液晶面板生产线至少推迟了2-3年。而中国一年的面板进口额就超过300亿美元。

 

走自己的路

 

2006年末，京东方和上广电NEC分别亏损15亿和20亿元，龙腾光电也困难重重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三家企业曾探讨过“整合”，但是在经营主导权上难以达成一致。到2007年市场好转后，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。在此后的发展战略上，京东方认为贸然上高世代线风险太大，于是决定选择一条进可攻、退可守的道路——建设投资规模较小的低世代线，在中小市场液晶面板市场最到最强，然后伺机向高世代线扩张。

2007年渡过财务危机后，京东方终于有了开始扩张的机会，而走出的第一步就是在成都建设一条4.5代线。这个项目还是源于聚龙计划时，几个地方政府(武汉、成都、长春等)主动找京东方商谈在当地建线的可能性。由于成都市提供的条件较好，双方一拍即合。

 

虽然不是建高世代生产线，但是成都4.5代线采取的融资模式，却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突破，为后来京东方建设6代线和8.5代线打开了一条融资通道。这个模式的成功要从北京市政府对5代线的投资讲起。此前，北京市政府(通过国资委下属的北京市工业投资公司)借款28亿给京东方以支持5代线建设。在后来遭遇资金困难时，京东方提出将借款转成京东方集团的股份，一方面可以帮助京东方渡过难关，同时政府仍然可以通过资本市场回收这笔资金。

 

北京市政府同意了这个办法。事后证明，这笔投资对北京市来说非常划算。除了由于项目而得到的税收(5代线每年上交利款10多亿元，上游配套企业上交税款27.8亿元)外，后来京东方的股价从“债转股”时的2.72元涨到12元，北京市政府在股价10元时将一半股权变现卖了20亿元，剩下的股权市值也超过25亿元。

 

这个经验为京东方展现了一条融资的新出路：向政府或者特定的“战略投资者”增发股票以获得足够的资本金。于是这个模式被应用到成都项目上。成都市除了提供土地、税收等方面的支持外，还提供资金支持。2008年7月，京东方为成都4.5代线搞了一次定向增发，向成都方面增发股票18亿元。此外，由国家开发银行牵头的银团提供贷款16亿元，并且将还款期变为10年。2008年3月，京东方的第二条TFT生产线，成都4.5代线开工，总投资34亿元，到2009年10月正式量产，2010年4月达到满产。其生产的小尺寸液晶屏，主要用于移动多媒体终端上。完成这一轮投资，京东方的资本渠道和产业发展关系就基本打通了。

 

一旦找到了新的融资模式，京东方的“野心”就再度萌生，开始寻找建设6代线的机会;并把目标主要瞄准在长三角、珠三角和渤海湾三个地区。原本京东方还是考虑选择深圳，除了交通、市场等因素外，6代线要融资175亿元，必须要跟有财力的大城市谈合作。2008年4月，京东方的管理层应邀访问安徽合肥，一下子被合肥市政府打动。合肥方面的厂址土地已经准备好了，还承诺深圳能给多少，他们就给多少。在评估之后，京东方发现合肥是个不错的选择。这里东临长三角、西接华中腹地，更重要的是水、电供应充分(一条6代线每天耗水2万多吨，耗电惊人)，有长江还有巢湖，而且安徽还是个电力输出省。此外合肥的技术人才密集，在全国排名第五，而且人员相对稳定。同时合肥已经积聚了一批相对规模的家电产业，但因技术含量不高而根基不稳。合肥市政府在充分考虑风险后，下定决心与京东方一起上6代线项目。

2008年秋天，京东方与合肥市签订了6代线资金框架协议，合肥市承诺出资60亿元，并承诺在增发不成功时保底90亿元。2009年4月13日，计划投资175亿元的京东方6代线在合肥破土动工。由于京东方为了建设6代线，已经准备了3年时间，所以在技术上非常有信心。2010年11月17日合肥6代线实现量产，设计月产能9万片，主要切割18-37英寸电视和电脑显示屏。

 

2009年6月8日，京东方经证监会批准后发出公告，为合肥6代线定向增发120亿元。由于社会各界看好液晶产业(中央已经将新型显示器列为发展重点)，再加上地方政府的加入，使得投资者信心大增。最终京东方顺利从资本市场筹集120亿元，合肥市政府只掏了30亿元，就让6代线在合肥落户。而且在6代线动工后，已经吸引了十几家配套企业申请在合肥开发区建厂。这股产业集聚热潮，使合肥市不得不紧急向中央申请加大开发区用地许可。

 

2008年金融海啸后，为了应对经济衰退的威胁，中国政府也开始了“反周期投资”，推出了4万亿投资计划。北京市政府在寻找拉动内需的投资项目时，亦庄开发区管委会的负责人，立即就想到了京东方的8代线。其实京东方早就力图向市里申报8代线项目，但那时正忙于奥运会的领导们无暇顾及此事。在得到政府支持后，京东方的8代线立刻进入方案实施阶段。2009年8月31日，京东方的8代线(后调整为8.5代线)在北京亦庄开发区奠基，总投资达到280亿元。由于8.5代线在工艺流程上与6代线并没有本质的区别，只是工艺难度有所提高，所以项目推进得很快。(三星、LG、夏普都是在建成5、6代线后，建成了8代线)

京东方8.5代线项目建筑面积约71万平米，位于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C1、C2、C5、C6地块，包括阵列工厂、成盒工厂及彩膜工厂、模块工厂以及综合动力站、综合办公楼、污水处理厂等配套设施。设计产能每月9万片玻璃基板，基板尺寸2200mm×2500mm。2010年7月31日厂房主体结构封顶，2010年12月底开始工艺设备搬入。计划2011年6月投产，2011年三季度实现量产。该项目投产后，可带动大批配套企业，每年形成近1000亿元的产值，提供超过2万个就业机会。北京市政府、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都对该项目给予了大力支持。2009年4月，经国家发改委批准，中国第一个TFT-LCD工艺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，在京东方设立。以推进液晶显示器件研发、上下游技术融合、标志制定和人才培养。

 

中国半导体工业之殇

 

从某种角度来看，京东方正在进行一场“豪赌”：当自己的运营业务还处于亏损和盈利之间转换的边缘时，就敢募集500亿元资金投入6代线和8.5代线的建设。但从另一个角度看，这种行为恰恰符合液晶产业“不扩张就灭亡”的规律——巨人只能在重压下成长壮大。美国英特尔公司董事长安迪·格鲁夫说过一句名言——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。这句话在中国被广泛引用，却很少有人能真正理解其中的含义。因为在中国的工业体系中，很少有哪个行业会像液晶、半导体产业那样，技术每个月都在飞速进步，而新生产线投资动辄就是数百亿元人民币，折旧周期却长达数年。很多人对京东方这种看似“豪赌”行为的非议甚至骂得狗血淋头，背后所反映出来的，恰恰是中国粗放型产业体系下，所养成的思维模式和心理状态，仍不适应高技术产业剧烈竞争的特性。

 

这种资本密集、技术密集、劳动力密集的三高产业，正是发达国家得以占据产业链高端的“天然壁垒”，而中国在产业升级过程中，必然要努力突破这些壁垒，才能与竞争对手一较高下。从发展历史来看，中国的半导体工业起步时间，只比美国晚了10年;液晶面板起步时间，也只比日本晚不到10年，然而经过40年的发展，中国与美国和日本，在半导体和液晶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，甚至被更晚进入这些产业的韩国和中国台湾远远甩在后面。除了外国技术封锁、投资决策迟缓、投资强度不够、产业基础薄弱等原因外，各级政府在电子产业发展政策上“重引进、轻消化吸收”的决策失误，需要负很大的责任。

 

各地政府“以市场换技术”引进技术的合资企业，很难摆脱外资企业对于技术、资本、市场的控制;而自身的惰性，使得这些企业进一步失去了自我升级的能量，只能沦为外资厂商的傀儡。缺乏具备独立竞争性的上游电子企业，使得中国人在这个飞速巨变的庞大产业中，失去了得以维持技术进步的“学习平台”。中下游配套企业在失去上游龙头企业牵引的情况下，难以靠自身力量取得单独突破。而外国企业又绝不可能为自己培养竞争对手。这使得中国整个电子产业链的水平，与国外的差距越来越远。在技术出现“代差”的情况下，中国企业难以像传统产业那样，靠成本和规模优势取胜。而外国企业在占领中国市场后，依靠从中国市场获取的巨额盈利，进一步增强了其对中国企业的压倒性优势。

 

在这种情况下，京东方、华为等一批快速壮大的上游龙头企业，为中国电子产业实现群体突破带来了可能。他们的产业平台，能够为中下游的基础原材料、关键设备研发企业，开辟出生存空间，使得我国自主的电子产业研发体系，有了进入上升循环的机会。以京东方为例，在合肥6代线上马后，原来生产CRT显像管的咸阳彩虹集团，开始上马液晶基板玻璃配套项目;原来生产胶片的保定乐凯，上马偏光片项目;此外还有一批半导体设备企业，在为研制半导体和液晶生产线的关键设备，进行技术攻关。京东方所代表的中国企业在技术阶梯上的爬升，将导致由外国企业控制上游技术的“垂直分工”模式，发生结构性的变化。一旦中国企业突破了产业基础技术的瓶颈，那么决定产业成长速度的，就取决于能否形成一个进取性的高强度投资战略。

 

撬动中国液晶产业版图

 

京东方的“野心”决定了它还要继续在“孤独”中冲锋。其扩张势头牵动了全球液晶面板产业的神经。自从合肥6代线开工后，在金融海啸中停顿下来的夏普10代线、三星和LG的8代线、友达和奇美的8.5代线都恢复了建设。同时，夏普、LG、三星、友达、奇美开始加紧到中国大陆活动，与各级政府积极接触，“探讨”在大陆建线的可能性。那段时间，中国媒体上不断流传着台湾企业关于京东方的负面谣言。2009年京东方上马8代线，更像是一场“地震”，使外国企业对中国技术封锁的“长城”在瞬间坍塌。从京东方8代线动工的那天起，一场外资纷纷要求在华建设高世代线的“液晶热”便席卷中国大地。

 

2009年8月26日，京东方宣布启动8代线。仅仅5天后，这条生产线在北京亦庄举行了奠基仪式。这个消息如同“晴天霹雳”，瞬间改变了所有业内“玩家”的心态。8月31日当天，日本夏普宣布与南京熊猫集团，成立合资公司进行“8加6”代线计划。具体合作计划包括夏普将龟山第1工厂的6代线(建于2004年)出售给南京熊猫，并提供技术支持。另外在今后合作建设一座与夏普龟山第2工厂同等的8代线。夏普这么做的原因是：在金融风暴打击下，夏普6代线的32寸面板价格跌至130美元。同时夏普正在建设总投资42.8亿美元的10代线。这两个因素导致夏普在2008年亏损13亿美元。为了筹措10代线建设资金，便急于把旧的6代线买给中方。但夏普同时提出8代线项目，明显是受京东方的刺激。

8月底，韩国LGD与广州市政府签署备忘录，宣布投资30亿美元在广州建设8代线(计划2012年投产)。9月初，韩国三星做出决策，计划斥资32亿美元，在苏州或者深圳建设一条8代线(计划2011年底投产)。10月，三星电子宣布投资22亿美元在苏州建设一条7.5代线，月产9万片。于是在短短不到10天时间里，未等本国政府批准，夏普、三星、LG等日韩企业就以惊人的速度，敲定在华兴建8代线的计划。

 

日韩企业的行动引起台湾面板厂的激烈反应。9月2日，台湾友达、奇美同时公开呼吁台湾开放面板到大陆设厂。另外一家有台湾背景的面板厂商也在行动。昆山龙飞光电耗资43亿美元的8.5代线，在9月12日举行奠基典礼，计划一年半建成。龙飞光电就是昆山龙腾光电的第三期计划，主要大股东也与龙腾相似。台湾最大的制鞋企业宝成集团是该项目最主要的资金来源。由于台湾禁止面板厂赴大陆投资，宝成集团一直否认投资龙腾。而奇美、友达也均否认与龙腾有技术上的联系。

 

在液晶热潮中，总部设在广东惠州的TCL集团，在深圳市政府支持下，决定建设一条8.5代线，很快获得政府批准。尽管TCL是个新手，这却是继京东方之后，第二个自主建线的中国企业。2010年1月16日，TCL与深超投资(代表深圳市政府)联合成立深圳市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，双方投资245亿元，在深圳光明新区高新产业园建设一条8.5代线。设计月产10万片，每年可切割26-55英寸液晶屏1400万块，计划于2011年三季度试投产。

 

该项目源于前面流产的“聚龙计划”。聚龙计划流产后，TCL一直寻求通过从国外企业购买技术进入液晶面板产业，但困难重重，没能成功。2007年，TCL与韩国三星签署技术合作协议，在三星的技术支持下(包括三星提供人员培训和指导，支付技术转让费)建设一个液晶模组厂(4条生产线)。项目于2008年4月打桩，9月厂房封顶，11月搬入设备安装，到2009年2月量产，当年即实现盈利。TCL模组厂本来是为三星代工，但项目的实施却使TCL逐渐形成了自主的建厂能力。在这个项目的4条生产线中，只有第一条是由三星协调招标，其他三条的设备采购则都是TCL自主招标、采购设备并组织建设(采用的大多是三星供应商的设备)。TCL通过这个项目建立了自己的研发团队，并通过实践获得了自主建设液晶模组生产线的能力。该项目又于2009年6月开始了二期建设，新建2条生产线。

 

液晶模组项目的成功，给TCL管理层以信心，同时也使他们熟悉了液晶面板行业，在业内建立起人脉关系。在向外国企业购买生产线的设想走入死胡同后，TCL通过一名资深的台湾技术管理者(奇美电子电视面板事业处总处长陈立宜，经历了5代、5.5代、6代一直到7.5代线的建设和销售;因连续亏损而辞职，被李东生揽入麾下)，按照自主建线的需要招募了一支由100多名有经验的台湾工程师组成的技术团队(包括奇美电子电视面板事业处技术总监陈政嵘)。就这样，TCL向深圳市政府提出了自主建设一条8.5代线的方案，并迅速获得了实施。

 

“五进二”的激烈角逐

 

由国外企业和地方政府推动的“液晶热”出现后，有关部门很快提出要避免重复建设造成资源浪费，应由国家层面统筹规划。2010年初国家发改委决定总共只批准5条高世代生产线的建设。当时京东方北京8.5代线、TCL深圳8.5代线和昆山龙飞光电的8.5代线都已经获批。于是5个名额还剩下2个。而争夺这两个名额的候选项目还有5个。包括南京夏普的8代线，中方占股75%，夏普占股25%;安徽合肥的鑫晟光电，背后是京东方在主导;再加上三星苏州的7.5代线、LGD在广州的8.5代线，和成都富士康光电的项目。这个“五进二”的角逐异常激烈，各方使出了浑身解数。但也恰恰是着眼于数量控制的政策重点，使得有关部门陷入“困境”，批准谁不批准谁成了一道难题。使得本该在2010年4月末做出的最后批准决定，迟迟未有结果。直至20210年底，国家发改委才批准了三星苏州7.5代线，和LG广州8.5代线项目。日本和台湾厂商悉数出局。

 

由京东方挑起的这场“液晶热”，确实表明中国TFT-LCD产业的发展出现了重大转机，也说明它完全有可能发展起来。但外资在华争相建厂背后的“杀机”，也说明了政府部门把握本国产业发展准入门槛的重要性。

京东方的扩张，在日、韩、台地区企业眼里是如此的可怕，就是因为京东方完全是在重复挑战者的成功之路。经过20多年的转型，京东方已经在精神状态和运营模式上成为一个高度国际化的企业。因此，一旦解决融资问题，京东方的扩张在技术上是不可阻挡的。只要京东方在8.5代线站稳脚跟，就没人能够阻挡它继续挺进到最前沿，甚至成为新技术的开创者。

 

如果把京东方的成长，与中国市场的因素联系起来看，这种前景就更加明显。过去，由于高度依赖进口，中国对液晶面板的进口关税税率较低，2005年确定为3%。随着京东方5代线的投产，26英寸以下尺寸面板的关税，随即提高到5%。一旦中国本土TFT液晶面板产业起飞，中国不仅可以把所有液晶面板的关税提高到这一水平，而且在WTO框架下可以继续提高。仅此一项就能使进口产品失去竞争力。这将对日本、韩国、中国台湾企业造成沉重打击。而且会削弱它们依仗掌握面板资源，在电视、电脑显示器等终端产品上，对中国企业形成的垄断性优势。尤其是依靠中国市场的台湾企业，这种打击将是致命的。

 

正是由于看到这个可怕的下场，日本、韩国、台湾企业才不顾一切想要挤占“五进二”的名单。比规模更需要注意的是，诸如三星、LG、夏普等企业都是综合性集团，它们在竞争过程中，经常使用“流血竞争”的手段，用恶意低价策略挤垮竞争对手，再用其他产品线的盈利来维持液晶产品的运营。早在2006年，美国旧金山法院，就裁定三星、LG、友达、奇美曾经在1999-2006年间合谋操纵面板价格，最终的罚金总额超过15亿美元。证明这些企业在操纵价格方面是有“前科”的。

 

与上述企业相比，成长中的中国企业不仅规模较小，而且还存在产业结构上的短板。三星、LG、夏普都是综合性的电子集团，有着较强的抗风险能力。而京东方目前还只是单一的生产液晶屏的企业;自主品牌的液晶电视、电脑显示器等终端产品才刚刚起步。一次剧烈的液晶周期波动，就足以将其陷于死亡边缘。而TCL与京东方相比更加脆弱。因此，目前仅有的两个自主建线的中国企业，都面临着“液晶热”所带来的风险。决定成败的关键，在于能否在形成压倒性的规模优势前，保持高强度的资金投入。可喜的是，京东方目前已经解决了融资瓶颈。投资者的踊跃热情，足够京东方再建设2条8.5代线。那么还剩下的问题，就在于京东方能否抢在外资之前，挤占更多的市场容量。

 

与此同时，京东方等国内企业，必须密切关注韩国三星在大尺寸AMOLED产业上的动向，防止其借助新技术优势，再次获得垄断地位。

 

中国几十年来产业发展的斑斑血泪告诉我们：市场永远换不来核心技术，妄图通过“拿来主义”依靠引进合资来发展本国产业，最终只能为他人做嫁衣。中国液晶工业的崛起，意味着日本、韩国、台湾的好日子到头了。